三權分立和三權分離
東西文明制度分流的隱秘起點
當我們談論現代國家制度，常常提到“行政、立法、司法”的三權分立。
但這只是近代以來國家機器內部的制度設計，卻不是權力約束的起點。
在它之上，還有一個更古老、跨越國家機器的三權結構：
教權、財權、法權。
這三種權力，並不產生於政府之內，而是政府權力的邊界線。
誰控制它們？誰被它們限制？這，才是決定一個文明軌道的根本。
一、真正的“上三權”：信仰、財富與律法
在前現代世界中，人類從未只有一個主宰。
神的名義：教權掌握意義、倫理與死亡後的秩序，決定“誰有權統治”；
金的通道：財權掌握資源的聚散、戰爭的燃料、國家的信用，決定“統治能持續多久”；
法的規制：法權規定懲罰與約束，是“如何統治”的技術邊界。
而王權，只是其中的操作者、競爭者、協調者之一。
二、在西方：三權從未臣服，王權只能周旋
教權：從教宗加冕到宗教法庭，始終是一支獨立的靈魂力量；
財權：城市商人、猶太銀行家、意大利匯票家族，比王國活得久；
法權：普通法、教會法、商人法，在王國之外悄然運行，形成約束。
於是西方王權必須妥協，必須議會，必須議稅，必須“合法徵債”，才有了英國國王的預算危機、法國國王的借貸違約、哈布斯堡的選帝七侯。
在這種格局下，才誕生了近代的“國家機器內部三權分立”：
行政要守法、立法要看預算、司法要歸憲法。
這些制度並非憑空設計，而是繼承了更古老的“王不擁有一切”的文明設定。
三、在中國：王權就是信仰、財富和律法的合一體
信仰上，皇帝為“奉天承運”的天子，不需教會中介，自封神人合一；
財富上，土地、鹽鐵、鑄幣、發鈔皆屬國家，商人不過是稅務協作者；
法律上，皇帝高於律令，詔獄、特赦、欽差，法律為治術而非限制。
於是，中國王權之外根本沒有“教權、財權、法權”的外部對手，也就不需要與之議價。
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
沒有牧師敢說“你不配為王”；
沒有銀行家能讓國家“發債為生”；
沒有法院敢對皇權說“不”。
四、這才是差別的起點
歐洲王國可以發債，因為財權不歸王；
教皇可以放債，因為信仰可征服王國；
銀行家能活過王朝，因為他們服務的不是王，而是財富本身；
法律游離於王權之外，才有“王在法下”的邏輯基礎；
才能處罰國王、罷免教宗、廢黜君主，才有選帝侯，才有共和城邦。
五、中國才會這樣：
國家可以永不借債，只靠稅收與攤派；
國家可以沒有財務信用，因為民無產權；
國家可以用“奉旨印鈔”而不是央行制度，因為鈔票只是聖旨的延伸；
國家可以拒絕憲政，因為法律不是神聖契約，而是皇帝工具。
所謂“君主立憲”就是沙上立塔。
六、三權的分離，才會有現代的國家
真正的三權分立，並不是從《權利法案》或《聯邦黨人文集》開始的。
而是從教堂拒絕王權、銀行不聽軍令、法官抗拒皇恩開始的。
西方文明是三權從不臣服的產物，現代國家只是他們妥協之後的產物。
中國文明是三權從未獨立的產物，所有分權嘗試都需自上而下批准。
這才是世界制度差異真正的分水嶺。
不是選不選總統，而是能不能欠債；
不是有沒有議會，而是有沒有對神、對法、對財的敬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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